隨着中國經濟五年規劃的推進，經濟快速發展，上市公司◆後也是捷報頻傳，歐美商界掀起了投資中國的狂『潮』。

在這個時候，由於列強的備戰，俄國重建，中國開發，以及某些力量通過種種手段從歐美市場吸走了大量資金，另一時空歷史上的1901909年那一場因投機泡沫急劇膨脹之後猝然破裂而爆發的全球『性』經濟蕭條未能出現。

股市泡沫還沒有那麼嚴重，而經濟的增長基礎還比較紮實。繁榮的經濟推動了信貸的寬鬆，大批的歐美剩餘資本除了追逐歐美證券，也蜂擁向東方“淘金”。

而在東方，五年規劃正在有條不紊的推進。

國戰勝利提升了國民信心，大片新增領土帶來的大規模移民開發浪『潮』，良好的國家信用體系和金融體系源源不斷地吸收着剩餘資本，並把這些資金投向工商界，變成工廠，道路，市政工程，鐵路，學校，醫院。78

這率生機勃勃的東方國家，在歐美投機泡沫破裂引發的蕭條之中沒有受到太多衝擊。

國內市場，尤其是利用《東亞關貿協定》建立的東亞自由貿易區，大片的新增領土開發，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寬鬆的信貸，股市和商品交易所的推出，部分皇室產業下屬企業通過股市出售舊股，實現皇室股份逐步退出，籌集資金投向其他重點項目，都讓這個國家在外界的蕭條中保持了高速成長的態勢。

真▲支撐這個國家經濟成長的，首先是內需。

除了五年規劃，『政府』投入和寬鬆信貸引發的投資熱『潮』，國內消費以前所未有的猛烈向經濟注入了活力。

在收入分配領域，以國會立法形式發布的《社會保障法》明確了一整套醫療，失業保險和強制『性』養老金制度，而在強制『性』國家保障之外，商業化的保險公司也推出了更多的補充『性』保險。復興黨內的勞資關係研究會開始發出越來越強大的聲音，而新修訂的《工會法》《農會法》以立法形式保證了工會和農會在解決勞資糾紛，租佃糾紛等問題上的合法權利。

自1906年五年規劃發布，國會系列立法之後，國內勞資之間幾經較量很多矛盾衝突也上升到了『政府』不得不介入，甚至動用軍警平息事態的程度。

不過，原本篤信『政府』自然要站在自己這個“大納稅人”，“地方支柱”一邊的企業主，緊接着卻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實：『政府』只是維持秩序，卻並不打算用暴力強迫工人就範。

而『政府』派出的地方勞資關係協調委員會代表明確告訴工人：警察過來不是來鎮壓你們，而是避免雙方的衝突演變成違法的暴力流血實際上是為了保護他們，避免他們走上違法的道路。

工人一方選擇了接受。

儘管蘇維埃俄國革命的“成功”曾經讓國內懷着某些心思的政治異見分子，或某種理想主義者怦然心動，但由於俄國人在華的惡劣形象，再加上英法等國『政府』，以及俄國沙皇『政府』對蘇維埃革命進行了誇大『性』的醜化宣傳，尤其是中國的工會組織牢牢掌握在復興黨勞資關係研究會，或者說掌握在皇帝手裡部分過激分子的煽動並沒有引發真正的武力衝突。尤其是蘇維埃革命最終失敗，帝國『政府』的強勢，都讓最為膽大妄為不甘寂寞的草根野心家們也不得不承認他們至少在目前還根本無力對抗『政府』。

面對以中立姿態強力介入的國家暴力機器，工人們選擇了回到合法框架內進行協商。

事態最終以妥協的形式得到解決：工人合理合法的要求基本得到滿足，但衝突中導致的業主損失也要集體賠償，輕微違法行為被寬恕，而比較嚴重的違法行為依法得到懲處。

至於領頭鬧事者，『政府』沒有“秋後算賬”。只要一切合法，這種“抗爭”，或者說傳統意義上的“鬧事”，『政府』並不會強行干預。

這些事例，讓勞資博弈中的各方力量清楚了『政府』的態度也明白了遊戲規則。

一切的基礎，在於法律，而鬥爭的方式，首先要合法。

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一些原本沒有工會組織的產業和地方，工人們也開始了串聯。帝國幾大工會組織如華北鐵路工人聯合會，華南輕工業女工聯合會，華東紡織工人協會等組織紛紛在各地設立分部，招納會員。工會組織有自己聘請的律師，有外部審計，財務公開，內部則實行民主選舉。

這些工會組織中出現了越來越多脫產的工會領導，但這些領導人的一切資金往來，在帝國金融領域採取的金融實名制體系之下，也是在工會組織制定的領導人財務公開體制之下，處於公開狀態。他們根本沒有機會私自收納實業界的賄賂，而一旦被發現有這類行為，將受到《反商業賄賂法》和《工會法》的雙重製裁。

這些工會領導者都受過三年六年甚至更多的基礎教育，並且在工作之餘自修了一些文化課學習了法律和商業知識，通曉溝通藝術。他們大多有着政治上的野心和自己的理想，把工會看作了自己的事業，篤信自己在從事一項道德崇高的正義事業，並樂於同時收穫上升的影響力，穩定的收入，成就感和道德上的滿足。

從普普通通的生產線工人或普通白領，變成一個受人尊重，與實業界大亨們平起平坐，連『政府』也要高看一眼的重要人物，他們很珍稀自己來之不易的一切。78

所以他們格外注重言行。

儘管作為工會組織的領導，他們已經有了穩定的不菲收入，出入高門，平日往來的對面之人往往都是紳商巨子，名記，議員和『政府』官員，但這些工會領導人依然穿着簡樸整潔，作風淳樸，保持着勞動者的本『色』。

他們清楚，一旦自己因脫離勞動階層·追求奢侈享受被報界曝光，變成工會會員眼中的“叛徒”，“寄生蟲”，自己將毫無意外地成為下一次選舉的棄兒·甚至直接遭到彈劾罷免，就地被打回原形。

他們無法想象自己重新回到生產線，默默無聞，承受着鄙夷和不齒的情形。

就這樣，國民收入增長計劃得到了實實在在的落實，面對國家權威明確表現出的對勞工階層的政策傾斜，工商界儘管疑慮重重·終究只能接受。面對生機勃勃的國內外市場，沒有人願意因為與勞工組織之間的利益分歧而放棄更大的蛋糕。

廉租房事業，在各主要工業地區得到了快速推廣。

原因並不複雜。

首先廉租房事業是『政府』五年規劃中的重點，『政府』也拿出了真金白銀，而效果如何，在戰爭期間的戰時經濟管制中已經顯『露』無遺。

對地方來說，『政府』的預算決策權和監督權都控制在地方議會手裡，而地方議員大多是退伍軍人·社會名流和紳商巨子。對退伍軍人來說，推動廉租房建設，為退伍軍人們謀福利是天經地義的對社會名流來說·這樣於國有利，於民有利，大大有利提升名望的事情自然也是要做的而對紳商巨子來說，用『政府』的錢建廉租房解決工商業骨幹勞動力的居住問題更是順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