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嚴格的軍紀約束之下，中華帝國的軍人們並沒有進行殘民和虐民，而是一切公平買賣。從中國運來的大批糧食物資敞開供應，價格……自然是隨行就市。

物資被徵用，又被物資匱乏搞得飢餓難忍的日本國民，紛紛到中國開設的典當鋪面和收購站用大白菜價拋售各種家傳寶物。在日本人當中，一批文物販子應運而生。這些人眼睛毒，心思活，用各種手段低價收購本國人的“真傢伙”，然後加倍賣給中國官商和軍人，又從這些人手裡換來緊俏的生活必需品，然後高價賣給出售文物的日本飢民，算是皆大歡喜。

鎌倉時代的古董茶具，古佛經，唐朝時遣唐使帶的中國寶物，唐朝宮廷御賜下來的物件，日本大名和公卿家祖傳的名畫，紛紛以低廉得難以置信的價格落入中國官商和軍人們的手裡。

鄭宇早就盤算好了，所謂盛世古董，亂世黃金，等日本有勤勞致富的那一日，這些，每年拋出個幾百件，差不多就可以把日本人兜里的錢掏出一大塊。

按照中華帝國大本營的策略，中國在日本採取了佔領區貨幣政策，即以中華帝國印刷的“日本佔領區銀行票”，簡稱“日票”，作為有效支付憑證，強制流通。

至於日本國庫價值三千萬英鎊的外匯和黃金儲備，早在中國禁衛軍進駐東京的時候，就以“確保戰爭賠償支付”的名義被中華帝國徵用，裝船運輸到了中國，隨後名正言順成為了日本支付的第一批戰爭賠償。

這一下，日元匯率更是慘跌，日本物價飛漲，倒是中華帝國佔領當局的“日票”顯得堅挺了許多。一時之間，市集之內日元形同廢紙，倒是“日票”極為搶手。對此，日本政府也是無可奈何，西園寺公望，松方正義和井上馨等人只好拜訪日本派遣軍方面，請許凡給與解決。

許凡的對策也很簡單既然日元不頂事，大家都認帝國信貸銀行的日票，那乾脆就用日票好了。等以後形勢穩定下來，貴國再印刷新版日元，把日票替換即可。”

日本諸位元老面面相覷，卻也無可奈何。

為了支應戰費，日本政府濫印日元紙幣，日元原本就已經貶值了數倍。現在日票出現，日本硬通貨被中國運回，更讓日元信用瓦解。與其徒勞地挽救信用破產的日元，倒不如暫時依靠中國的信用，使用“日票”。

就這樣，“帝國信貸銀行東京分行“悄然開業，中華帝國特別印刷所印製的“日票”源源不斷供應給日本政府和日本派遣軍當局，用以支付僱員工資和採購物資，一切的稅收，也全部以日票支應。奄奄一息的日元經此打擊，更是慘跌，日本富裕階層多年的積蓄打了水漂，很多靠養利息度日的食利階層，包括很多資產來路不明的日本人也只能重新尋找工作。

最終，日本政府幹脆宣布，以一萬比一的匯率回收日元，發行日票。日本也從此成為當時的世界上採用純信用紙幣的第一個國家。不過，當時已經被通貨膨脹和物資短缺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日本人，甚至是暗自高興的中國人，也都沒想到，日本卻是因禍得福，就此打下了所謂“日本經濟奇蹟”的貨幣基礎。

這個開創之舉，後來被日本人津津樂道了很多年。不但沒人感覺被中國方面用紙片子“坑爹”，倒很是感激“新日本之父”許凡，以及那位大中華皇帝陛下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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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叛之後，對日本軍隊的整肅隨之展開。

按照約定，日本政府想中國方面移交了政府和軍部的檔案資料，並提交了一份日本方面建議的“戰犯名單”，基本上都是薩長藩閥，舊藩武士，財閥死硬派以及右翼社團骨幹，皇族和公卿人物幾乎絕跡，而反戰派的元老及其黨羽也推得一乾二淨。

沒過多久，在東京召開了公審，日本本土的兩萬六千八百多名戰犯被判刑，其中一千八百多人被判死刑，將與中國方面俘虜的日本軍政人員一同在中國服刑。

未來的日本軍隊規模將大大收縮，陸軍規模限定在四個師團，每師團編製為三聯隊，編製仿照華軍國防軍乙種師。此外，還會保留四個簡編旅團的架子，實際上就是聯隊規模的部隊，在戰時可擴編為師團。

海軍陸戰隊規模限定在兩個旅團，而海軍艦隊現有五千噸以上的艦隻作為戰利品全部轉交中國海軍當局。未來五年之內，日本將不得擁有一萬噸以上的戰艦，海軍總噸位被限定在中國海軍總噸位的一成。

在遼東和朝鮮投降和被俘的日軍，已經被發送到戰俘營組織起來。進行一個月的洗腦教育和再組織，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互相檢舉揭發，未來將在統一的北京公審上獲得應有的懲罰。服刑的，自然是作為廉價勞動力發往朝鮮從事“勞動改造”和“再就業培訓”，主要是從事路橋建設以及開礦。在這方面，趙秉鈞的“警政部”有組織旗人“勞動營”的豐富經驗:嚴格的軍事化管理，廣泛開戰勞動競賽，以成果決定待遇和地位，在俘虜內部展開全方位的洗腦教育，發動俘虜開戰批評和自我批評，互相檢舉揭發，並組織俘虜中的先進分子擔任管理。普通罪犯十年勞役，表現特別優異的，可以酌情減免，表現頑固的，就要加期。

按照鄭宇的計算，這些壯勞力能夠給帝國創造的財富，有旗人爺們珠玉在前，鄭宇還是很期待的。跑？朝鮮人恨日本人恨到骨子裡，任何一個明智的日本人，都不會愚蠢到在這裡逃跑。老老實實服完刑期，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日本政府，鑒於財政困窘，最後也開始在勞力輸出上打起了主意。大批在平叛中被俘的叛軍俘虜，以及被抓起來的罪犯，乾脆被日本政府判處罪行，並“移交”給了中國方面，中國方面按標準核定勞務報酬交給日本政府，而這些人也就成了中國合法使用的勞工。

這部分勞工，被中國政府交給警政部送到內地，投入到了火熱的建設之中。手頭驟然寬裕起來的日本政府食髓知味，三天兩頭整肅一遍“國賊”，把一些頑固不化的分子送到中國“改造”，生意居然是越做越大，在戰後的長一段里成了日本“外匯”的主要來源之一。

應該說，日本由於民間家門傳承的緣故，民間其實隱藏了很多的財富。這場大清洗之中，日本很多世家被連根拔起，連帶着收繳了大批隱藏起來的財富。因禍得福之下，日本政府的財政窘境也得到了一定的緩解。

根據中日兩國之前的共識，對日本經濟體系的改造全面展開。

日本的安田，三菱，三井，住友等財團，大倉組等官商，這一次，終於開始遭受到了來自政府的無情控制。作為對戰爭具有責任的團體，這些組織的部分激進領導者被清算。由於早就由統治經濟管制進行管轄，資產和業務都被政府完全掌握，政府直接就對這些財閥的股權情況進行了清理，並強行佔有其三成股份。另外三成，由“日本公平社”這個半官方半民辦的組織持有，其主要執行機構為理事會，由日本和中國方面聯合組成，其投資收益用於組建和維持日本的底層民生維持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