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咦，小新，你怎麼也在這裡啊，是不是也在等新聞啊？”一個脖子上掛着照相機，手裡拿着記事本的中年男子熱情地招呼道。

“老劉，你也來啦。”被稱作小新的男子，打了個呵欠，一臉疲倦地回答道：“都等了大半天了，也沒撈着什麼新聞，真有些不值。”

“是啊，真見鬼了。”有人在一旁搭腔道。原來，聚集在這周圍的，不僅僅只限於他們兩個記者，還有許多抗着攝像機，專心守侯的記者。此刻，他們都三三兩兩地集聚在一旁，或聊天，或觀望，或打着電話，總之做着與工作有關的事情。而在更遠的地方，聚集了無數的人群，看來這裡似乎真的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其實，作為一個普通的社會新聞記者，工作滿無聊的，每天報道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偶爾有些突發性的大新聞，但挖掘潛力卻不夠，稍微抨擊一下，就沒有料可挖了，又只得匆匆地收尾了。所有這些，對於記者這樣一個需要激情的行業來說，確實讓人覺得很鬱悶。有的時候，這些社會新聞記者，心裡反倒滿羨慕那些娛樂和體育新聞記者的，他們整天都像打仗一樣匆忙，奔波於全國各地，而他們炮製出的文娛和體育版面，都是人們優先看的內容，而挖掘出來的新聞，也是一條比一條勁爆，引導着人們的流行觀念和走向。

這樣幾乎一成不變的記者生涯，也讓這些社會新聞記者變得有一點點的懶惰。每天所報導的新聞，幾乎完全雷同，不是小偷，就是失火，要不然就是車禍，可以說，這樣的新聞根本激不起什麼工作的興趣和熱情，連許多關於道德倫理的新聞，也因為見得實在太多了而變得索然無味。記者的生活，其實遠不是平常人所想的那麼刺激，卧底的記者，披露黑幕的英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當的，這種虎膽英雄在記者這個行業里，也算是稀有品種。

靠近那些正在聊天的記者，你總會聽到這麼一句相同的話：“真奇怪，那個沒德的傢伙還沒有出來嗎？難道從後門逃跑了？”這是現場幾乎所有記者共同的疑問，但卻沒有一個人回答出來。他們在這裡守候了很久一段時間了，照理說這麼多雙眼睛，就連只蚊子也逃不過他們的視線，但奇怪的是，這次採訪的對象，卻真的像憑空消失了一般，很久都不見露面了，只偶爾他請的工人出來過，但也往往被打成熊貓被趕回去。

記者們口中那個“沒德的傢伙”到底是何方神聖，為何會引得這麼多記者在這裡駐足守候呢？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群眾在附近聚集呢？這件事情的起因，還得從一周前的炎黃大學說起。那個時候，在炎黃大學的校園裡，肖丹剛好和趙志雲套上近乎。這個人很有心計，一方面是以師弟的身份出現，而另一方面，每次趕他離開，他都裝出專心討教的樣子來，讓趙志雲非常難做。

一直以來，趙志雲把朋友和摯友分得很清楚。一般僅僅只有一面之緣，又或者說是想和自己結識的人，都可以勉強被稱為朋友，而只有從小玩到大，生死與共的，才可以被他當做摯友。有幸成為趙志雲摯友的，就現在而言，就只有歐陽擎天、杜克琪、鄒傑和巴喬。後兩位雖然相處的時間並不長，但因為大家同是碎片的能力攜帶者，彼此間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

由於肖丹的死纏爛打，趙志雲勉強把他歸結為“朋友”。要知道，之前肖丹故意挑戰自己的作法，讓趙志雲對肖丹刻意地接近自己，始終保持了某種警惕。

記者和人群，這次通力合作圍剿“沒德的人”，和肖丹有很大的關係。肖丹自從認為成功地接近了趙志雲後，便開始不斷地收集關於趙志雲的一切信息。總的說來，這個時候的趙志雲顯得很閑，而朋友們卻非常忙碌，即便是兩個女友，也不像他這般悠閑。先說說陳媛英，她一方面要忙學業，另一方面又要忙啦啦隊的工作，特別是這些天由於大一新生回校，啦啦隊招收了一批新生入隊，她就更忙了。

吳雯芸也是這樣，由於“無限”發展集團急速擴張，最近一段時間她的工作的壓力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大，除了節假日，她連個人休息的時候都沒有。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問趙志雲怎麼能忍心看着佳人憔悴呢？

有人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女人空虛寂寞，就容易被有目的的男人趁虛而入。男人又何嘗不是呢？不過這次的趁虛而入的角色，蹊蹺地是個男人。雖然大家同性，但肖丹就像一個怨婦一樣，沒日沒夜地糾纏着趙志雲。趙志雲拿他完全沒辦法，只好聽之任之。

肖丹之所以刻意接近趙志雲，是有想法的。雖然大家是前後腳的新人王，但他們之間的差距，根本就不能與日同語。趙志雲此時，算得上是已經功成名就了，而肖丹的地位卻極為不穩定。在接下來的殘酷競爭中，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一直保持這樣的優勢。在他看來，和趙志雲扯上關係，也是保持他排名的一種方法。

接近趙志雲，了解他的生活，找出他的弱點，讓真正的趙志雲爆光在人們面前，成為了肖丹打敗趙志雲的另一種辦法。當然，要完成這麼“偉大”的目標，僅僅只是靠他一個人來完成，難度顯得很大。所謂好事成雙，做壞事當然也得要有搭檔，像做這樣有挑戰性的事情，更需要有同志幫助，尚德便在這個時候登上了歷史舞台。

尚德和肖丹，有着很複雜的親戚關係，具體複雜到什麼程度，連他們自己也說不出來。

來簡單介紹一下尚德。尚德，男，四十五歲，公開的職業是詩人，兼職是著名的社會新聞評論家，當然，也是個臭名昭著的前企業家。在創業的日子裡，他先後設了幾個大騙局，賣過的沒有增高效果的鞋和鞋墊，沒有保健益智效果的口服液，還有拉起房地產公司，建造過一些豆腐渣工程。可就是這一系列的所謂“艱苦”的創業，為尚德贏得了億萬財富，這是他的“幸運”，也是那一代中國的商人幾乎都有的“原罪”——他們成長於市場經濟的草莽年代，也利用了這種草莽特性。面對“原罪”，有人選擇了“坦白”，也有人選擇了粉飾和漂白。尚德顯然也屬於後者。當有記者問及他的違規問題時，他不但予以完全否認，還一再強調，“其實，我是一個詩人。”“我首先把自己定位於詩人，然後才是企業家。”原來，“詩人”是他轉換話題，掩飾自己的最好幌子！

至此，我們已經不難明白，尚德把自己塗上文化口紅，戴上詩人的帽子，並不是因為他是個真正的詩人——儘管發跡後他拿錢出了六本詩集，更不是因為他真的為了詩——如果真為了詩，有必要時時處處炒作自己是詩人嗎？而是為了用詩人的光環，來掩蓋他並不光彩的發跡史，漂白過去，洗刷“原罪”。這種用文化的高雅來裝點自己的門面，是古往今來中國商人慣用的招數，所謂“附庸風雅”是也。而尚德的厲害在於，他已不是“附庸”，而是“佔領”。他揮舞着企業成功人士的大棒，入中國作協，結詩社，出詩集，開個人詩歌研討會，舉辦個人詩歌朗誦會……讓無數已不甘於寒酸的詩人們，為他獻鮮花捧場子。他還口出狂言：詩人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比較愛走極端的，像顧城、海子這樣的；第二類就是“我們這類詩人，敢想象，敢做大事，是夢想擁有整個世界的人，代表人物就是**和曹操。”尚德在這種美化中，似乎真的“高雅”起來，但對於越發脆弱和邊緣的中國詩壇，這絕對是野草對稻田的侵佔，是偽詩歌對真正詩歌精神的異化和屠殺。不是說商人就不能寫詩，也不是說商人就寫不出好詩，但如果一任這種在數票子的間隙掐出的“斷行句”在商業的包裝和炒作下，蔓延成詩壇的主流，異化成商人的面具，中國詩歌也真的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