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民族主義發軔之際，中國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身於看似極端荒謬的民族定位之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又是我們的同胞?

日軍宣傳戰:“恢復中華”

刻意挖掘、放大並激化滿漢矛盾，是日本在甲午戰爭時的宣傳策略之一。

1894年10月25日，日軍未經戰鬥，輕取東北重鎮九連城，駐守此處的清軍，儘管有着並不遜色的武器裝備，卻早已聞風而逃。

根據日本官方的《日清戰爭實記》記載，九連城“當地居民簞食壺漿迎我王師，攜來雞和豬獻給我軍”，日本隨軍記者因此感慨:“‘東西旦夕相望，庶民子來’，古人之言，不欺我也。”日本陸軍大臣、親自擔任第一軍司令長官的山縣有朋，隨即下令發出安民告示，免除當地百姓本年稅款，“告示貼出以後，效果頗佳，逃避戰亂的人陸續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請求為日本軍隊效力。”

日本第一軍還約請了著名間諜學者、中國通宗方小太郎，擬制了一篇文采飛揚的告示《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將日軍描繪成從黑暗的滿清統治下拯救中國人民的解放者。這篇短短的告示，從滿清“劫奪”明朝政權開始說起，“滿清氏原塞外之一蠻族，既非受命之德，又無功於中國，乘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當時豪傑武力不敵，吞恨抱憤以至今日，蓋所謂人眾勝天者矣。今也天定勝人之時且至焉。”隨後，它對滿清的內政外交、尤其是清廷在直接引發中日衝突的朝鮮問題上的作為進行了全面攻擊，宣稱“上天厭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滿清一敗再敗，“蓋滿清氏之命運已盡，而天下與棄之因也”。告示說，日本“之所懲伐在滿清朝廷，不在貴國人民也”，“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號召中國人“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而以託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

類似這樣的檄文，充斥了甲午戰爭期間的日軍文告。刻意挖掘、放大並激化滿漢矛盾，是日本在甲午戰爭時的宣傳策略之一。日本對甲午戰爭的宣傳有三類定位:一是將朝鮮問題轉化為日本帶領鄰國進步，而中國卻百般阻撓，這是“文明之戰”，講給西方人聽的;二是將進軍亞洲大陸描繪成為日本民族爭取更大空間，這是“生存之戰”，講給日本人聽的;三是將攻擊中國本土塗抹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反滿色彩，這是“解放之戰”，講給中國人聽的。

日本人“反滿”的策略無疑是有效的。11月初，日軍進攻大孤山，諜報說當地居民已四散逃亡，日軍隨即將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軍俘虜孫某釋放，要求這位“親眼看到了大日本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的戰俘，回鄉宣講日軍“恩德甚多”，“孫某感泣俯伏，謝恩而去”。隨後，日軍進入大孤山，孫某率家人和鄰居們跪迎，說:“大王到來，愚民等焉能不歸順?”此類記載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戰爭實記》中頗多出現。我們固然可以質疑其中的誇張成分，但即使晚至二戰，在日軍進攻河南的戰役中，當地民眾依然群起響應日軍，而向平時殘民以逞的“國軍”發起攻擊。

1895年3月，中日戰事進入尾聲，馬關談判剛剛開始，日本陸海軍乘勝攻擊台灣。根據宗方小太郎的隨軍日記記錄，漁翁島當地百姓派代表“前來哀求保護，因言語不通，故書‘仁義之師’與之”。次日，百姓代表再次前來，“哀求寬大施恩，垂憐拯救窮民流離之苦，稱我為大明國大元帥雲。”這樣的記載，對今日的華人而言依然是相當震撼的:即使在荒遠如此的小島上，日本軍隊也被中國百姓當作“反清復明”的光復大軍，足見日本的宣傳攻勢是何等地深入人心，也足見日本利用中國滿漢民族矛盾的成功。

這一年稍晚，一群海外華人求見日本駐廣州領事，要求日本人為他們在廣州將要舉行的暴動提供幫助，與遠在東北、華北節節勝利的日軍遙相呼應，遭到日本婉拒。暴動在沒有日本人直接支持的情況下開展，遭到慘敗。暴動的領袖事先得知了清廷即將鎮壓的消息，在最後關頭滯留海外，沒有進關，他的名字叫孫文，又稱孫中山。在後來的電視劇中，一名叫陸浩東的暴動者，為了取回他設計的暴動旗幟，而在最後一刻被官軍擊斃，他披裹在身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後來成為民國的國旗，只是，民國史家在敘述這段被稱為“廣州起義”的革命歷史時，不再提及革命者與日本的親密關係。

十三年後，1908年，日本軍火走私船“二辰丸”號在澳門海面被大清水師截獲，引發日本和葡萄牙當局激烈反彈，清廷無奈下被迫妥協，此事激起近代史上第一次民眾自發的大規模抵制日貨行為。同樣的，後世史家在盛讚此類“革命”行動的同時，卻矢口不提起因是日本為革命黨走私軍火。

在近代民族主義發軔之際，中國就這樣再三地被置身於看似極端荒謬的民族定位之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又是我們的同胞?

縱觀世界史，似乎還沒有別的民族在形成群體認知時，遭遇中國這樣的尷尬處境:一方面是作為中華民族而與東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則是作為人口大多數的漢族與占統治地位的滿族之間的矛盾。

同文同種、並且認為自己比滿清更能代表“中華”的日本，在它的軍刀揮向東亞大陸的同時，它也掀起了大清帝國上下的紛繁複雜的民族主義潮流，多種民族主義交織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後世學者在研究二戰中日本在華操縱當地人建立自治政權方面，驚訝地發現居然有無數的當地要人願意與之合作，“遍地漢奸”，不得不承認日本在精神建構和政權合法性營造方面的成功之處。

國家主權:大夢誰先覺

在遭受西方列強欺凌方面，無論是歷史長度還是創傷深度，中國都絕對超過日本，但卻直到甲午戰爭被東亞小兄弟打趴下後，才開始形成民族主義。

儘管同樣遭受了西方的侵略和壓榨，但亞洲諸國中，日本是最早形成民族主義的。明治維新從某種程度來看，就是一場民族主義的復興以及在民族主義推動下的變革。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依然處在並不亞於中國的內憂外患之中，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推動了兩大國家戰略的形成:一是與西方儘快解除不平等條約，二是向東方儘快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這兩大戰略都圍繞着擺脫“落後就要挨打”的處境。